文/石绍庆网络配资炒股
1924年2月，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最早的全国性产业工会之一。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铁路工人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作出巨大贡献，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重要阶级力量，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和可歌可泣的英模人物，孙云鹏就是其中一位。
石家庄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员
孙云鹏，天津人，早年曾在京汉铁路长辛店机器厂、天津铁厂当工人，是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大军中的一员。石家庄正太铁路总机厂建设后，在天津、唐山招收一批技术工人，孙云鹏就这样从天津来到石家庄。
正太铁路始建于1904年，即现在的石太铁路，是连接石家庄到太原的铁路干线，以原起点河北正定而得名。当时，正太铁路总机厂由法国资本家控制，工人们遭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剥削，吃不饱、穿不暖，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繁重的劳动。工人们曾自发进行过多次斗争，多以失败告终。这期间，孙云鹏常和工友们聊天，谁有困难，他总是跑前跑后、帮助周济，因而在工人中有很高的威信。1920年，李大钊委派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到石家庄宣传马克思主义，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和资本家作斗争，革命的火种悄然在石家庄这片土地上撒播开来。
1921年，罗章龙经史文彬介绍，在石家庄认识了孙云鹏。初次见面，孙云鹏给罗章龙的印象是“朴实无华，但觉悟不高”。因孙云鹏对共产党的性质、政策不了解，在罗章龙邀请其参加革命时，孙云鹏直率地表示不愿参加，并自找理由说：“我文化水平低，干不了！”这期间，贺昌（革命烈士，中共第五、六届中央委员）曾与孙云鹏交谈，向他宣传革命道理。孙云鹏问：“小伙计，你们卖的是哪号药？”贺昌解释说：“我们决不是哄人的江湖医生，我们是诚心诚意来同你谈造福工人的革命问题……”孙云鹏说：“这些话我也听得不少了，卖瓜的都是夸自己的瓜甜，究竟怎样，我们工人脑筋简单，实在闹不清楚。”
◆正太铁路管理局旧貌。
这种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在结合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曾被形象地比喻为“工学界限”。面对这种挑战，早期共产党人进行了积极地探索和尝试，他们脱下长衫、学习工人语言、进工厂调查、创办工人刊物等，取得了显著成效。对孙云鹏，罗章龙坚持给他讲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谈共产党的性质和中国工人的出路，解答他提出的问题。在亲眼目睹共产党员为工人利益斗争而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免费教授文化等，孙云鹏的思想慢慢起了变化，认识有了很大提高，表示愿意做工人运动。他曾对人说：“书记部是真心追求民主政治的人，绝对不是在政治上玩猴把戏的，是工人们难逢难遇的。今天如果再有人攻击书记部的话，那他们一定是不识好歹，不辨邪正的人了，我们一定不答应！”他还到北大找到罗章龙，主动说：“共产党是正派人，处处为工人着想。你们大学念书的，出校后有官做，但你们为工人利益东奔西跑，不求官禄。我们工人自己为什么不关心自己的事呢!”又说：“以前我听人说过共产党不可靠，现在看来，这是造谣，说昏话。”（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13页）
◆1922年4月，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期间，工友合影留念。
这之后，孙云鹏被邀请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到长辛店参加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工作。回到石家庄后，孙云鹏开始积极筹办工人团体。罗章龙曾回忆说：“孙云鹏的觉悟提高很快，他出身工人，很容易接受党的教育，一旦觉悟，作用就很大。”1921年冬，经罗章龙介绍，孙云鹏在北京大学西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石家庄市第一名共产党员。（中共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历史大事记述（1920.3-1949.10）》，新华出版社，第2页）
值得一提的是，孙云鹏不仅自己参加了革命工作，他的女儿孙素华也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做团的工作。由于表现很好，孙素华被派往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孙云鹏的家属高登五，表面上是家庭妇女，实际上也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工会的许多事她都参加，党组织的许多秘密会议都是在她家中召开。罗章龙曾评价说：“她对石家庄的工人运动也是有贡献的，她是个这样的特殊人物。”
领导铁路工人运动
1922年初，香港海员大罢工开始后，正太铁路工人发起成立“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组织工人援助海员罢工工友。孙云鹏在学习京汉、陇海、京绥铁路的经验后，组织发起成立正太铁路工人联合会（立案时改为正太铁路工业研究会传习所），并担任交际员，负责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其他铁路工会组织联络。不过，该会成立不久，即被工头篡夺领导权，逐步趋于分化，工人纷纷要求另立工会。同年5月，孙云鹏赴广州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此时，中国共产党为加强对铁路工人运动的领导，派共产党员张昆弟到正太铁路开展工人运动，与孙云鹏接上关系，支持孙云鹏另立工会。9月，孙云鹏等组织成立同义俱乐部，被推举为副会长。10月，同义俱乐部改为“石家庄正太工业研究会传习所”。为联合更多工人，实现正太铁路全线工人劳动组合，孙云鹏等还到阳泉、太原开展工作，推动两地成立“传习所”。在此基础上，石家庄、阳泉、太原三地组织联合成立统一的工会组织──正太铁路总工会，选举宋栋臣、滕邦忠为正副会长，孙云鹏为秘书。12月15日至27日，孙云鹏等领导正太铁路总工会发动第一次大罢工，发布罢工宣言，进行为期12天的斗争，赢得十四项有利于工人的条件，取得最终胜利。这次成功罢工，让广大铁路工人认识到劳工团结的力量，纷纷表示“当竭力把团结更坚固起来，更扩大起来，以便努力于解除一切痛苦和压迫”。
◆1922年10月8日，石家庄市区内第一个工会组织——石家庄正太工业研究会传习所成立。
1923年2月初，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罢工前，孙云鹏等代表正太铁路总工会，到郑州参加六路代表秘密会议，决定自2月4日起，三日内京汉铁路工人问题得不到解决，正太铁路工人则以罢工援助。2月7日，“二七”惨案发生，孙云鹏与共产党员贾纡青等领导正太铁路工人举行同情“二七”大罢工。10日，石家庄警察局封闭正太铁路总工会，铁路局贴出布告，开除孙云鹏等工会领导人。孙云鹏、贾纡青等率工人包围正太铁路局办公大楼，逼迫铁路局收回布告，但在太原、阳泉等地仍有40余名工人被开除。
为便于合法开展活动，孙云鹏组织工会骨干建立消费合作社（不久即被取缔），行使工会职能，带领工人继续斗争。他还组织工会骨干，成立鼓乐班子，以此联络工人。1923年3月，北京各界召开施洋烈士追悼大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致函孙云鹏，告知大会情形。孰料，此函被法国人查获，乃将孙云鹏拘捕。这是孙云鹏第一次被捕，后在党组织营救和铁路工人反复交涉，孙云鹏不久即被释放。
出狱后，孙云鹏继续在正太铁路开展工会工作。5月1日，孙云鹏带领正太铁路总机厂工人，为争回罢工条件，用小罢工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同年，孙云鹏还带领工人经过同法国资本家斗争，迫使正太铁路当局答应每月给铁路工人拨发一次火车皮，从米面价格比较便宜的山西寿阳一带购买米面，拉回石家庄卖给工人。
◆中共三大代表，第一排右三为孙云鹏。
当时，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唯独正太铁路工人的斗争仍然很活跃。1923年６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孙云鹏作为正太铁路总工会党员代表参加了大会。据徐梅坤回忆，孙云鹏是与李大钊、陈潭秋、邓培等人从上海乘坐英国“怡和”轮船前往广州。会议期间，各地代表汇报了当地一年来的工作情况，孙云鹏重点汇报了京汉铁路大罢工被捕工人的救济工作。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孙云鹏就注意团结进步工人，发展积极分子入党，到1923年底，正太铁路石家庄段已发展党员9名，正式成立党小组，孙云鹏担任党小组长。以后，又推到阳泉、太原，整个正太铁路即建立党支部，孙云鹏任党支部书记。正太铁路工人运动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中共中央局在向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正太情形最好，因为彼方有九个C.P同志，二十余S.Y同志，人都很好，并且都勇敢努力，他们对于工会的组织潜在外进行，执行委员会不断地开会。”（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编:《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594页）C.P、S.Y分别是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
全国铁路总工会首任委员长
1924年2月7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秘密组织召开第一次全国铁路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全国铁路总工会章程，发表《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宣言》，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选举孙云鹏为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张国焘为总干事（党团书记）。这次大会是中国工人运动低潮期间的重大事件，它继承“二七”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铁路工人运动的结果。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成立，成为全国工人运动复兴的潮头。
会后，孙云鹏致力于恢复各路原有工会，整顿工会组织，教育训练工会干部。熟料，5月间孙云鹏因领导工人运动第二次被捕入狱。
这一次，孙云鹏被拘留了四个多月，期间遭受多遍毒打。当审讯人员询问孙云鹏是不是共产党时，他说：“共产党是要很有资格很勇敢的工人才能加入的，我倒很愿意加入共产党，不知道共产党肯收留我否?也不知道共产党在什么地方。”（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北京出版社，第353页）1924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第三次对时局的主张，痛斥军阀恶行，其中第11条就是“在汉口郑州石家庄逮捕工人杨德甫孙云鹏等七人，在北京逮捕张国焘等五人，均未宣布罪名”。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革命形势迅速好转。党组织借机通过国会议员、共产党员李锡九努力，使孙云鹏于11月5日被保释出狱，此事得到新闻界高度关注。天津《大公报》赞誉孙云鹏是“劳动界之先觉”，“为直派巨蠹所困于囹圄之工人代表，复得见天日，此固我国人所欣闻而庆幸者”。《民国日报》则称“全国铁路工会委员长孙云鹏君对于工界异常热心，为工人组织工会并挺身出力，为工人谋幸福，已不下四五年，因此触路局及曹吴等之忌”。出狱后，孙云鹏向前来慰问的工人宣称：“为工人利益而入狱，乃吾人本分之事，此后仍不畏强暴，继续奋斗，以谋工人幸福，不久即当发表宣言促全国工人共同谋恢复工会之运动。”
◆孙云鹏撰写“二七”纪念文章。
1925年初，孙云鹏从天津返回石家庄，与共产党员袁子贞一起组织多次会议，正式恢复正太铁路总工会，并出任总工会委员长。2月，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第二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孙云鹏出席大会并报告正太铁路总工会工作。大会选举邓培任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为副委员长。会后，全国铁路总工会为纪念“二七”大罢工2周年，编辑了《“二七”纪念册》，孙云鹏撰写《“二七”纪念与正太工会》一文，将正太铁路工人斗争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强调“非继续‘二七’奋斗精神，与这些仇敌们反抗不可”。
1925年4月，奉系军阀占领石家庄，立即对工人运动进行疯狂镇压，再次查封正太铁路总工会，逮捕总工会负责人孙云鹏。这是孙云鹏第三次被捕。第二天，袁子贞闻讯，立即组织500多名工人包围警察厅，要求释放孙云鹏，索还被掠走的工会旗帜。当晚，孙云鹏被释放，被派往北京参加国民会议促进会。孙云鹏后来回忆说：“当时，彭真同志在石家庄做党的地下工作，他很关心我，叫我赶快离开石家庄，到北京去找邓中夏同志。”（中国工运历史研究出版中心等编:《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史料汇编》，中国工人出版社，第167页）彭真是在担任太原党、团负责人后，在领导正太铁路工人斗争中，与孙云鹏取得联系的。
1925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工人阶级全国统一的工会领导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孙云鹏与林伟民、刘少奇、苏兆征、邓中夏等25人被选举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孙云鹏担任经济部长。大会召开前，孙云鹏按照邓中夏要求，由北京赴广州筹备大会，得以与刘少奇在广州相识，他曾回忆说：“少奇同志性情沉静，不多说话，成天不是坐在那里看书，就是写什么东西，很少出去游玩。”孙云鹏还代表全国铁路总工会和刘少奇在广州《民国日报》刊登启事，对恶意攻击诋毁全国铁路总工会的行径进行了批驳，启事称：“近日有人宣传全国铁路、汉冶萍尚无正式组织工会之消息，闻之不胜骇异。全国铁路总工会及汉冶萍总工会，已成立数年，所属各工会有组织会员二、三万人，为中国大产业团体，自来向外发表各种文件、宣言甚多，全国各报纸刊物均有详细记载，何得谓尚无正式组织工会之消息。近日所宣传各种谣言，实系故意诬蔑，淆乱社会听闻，而欲阻碍此次劳动大会之前进，故特登报声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上海《时事新报》报道称：“闻该会此次出席全国劳动大会之孙云鹏，及广州工人代表曾出席全国劳动大会之冯菊坡，均为共产党之健将，二君曾偕张国焘同赴苏俄列席远东民族会议，则该会之为共产党所主动、所召集已无疑义矣。”
◆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幕。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闭幕不久，中共广东区委即派邓中夏、孙云鹏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的名义赴香港，与苏兆征、何耀全等人密切配合，联络香港各工会领袖，策动罢工斗争。邓中夏、孙云鹏抵港后，香港电车工会、洋务工会、华工总会等工人团体即召开欢迎大会。同年7月，经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特派孙云鹏赴上海，与刘少奇、李立三、孙良惠组织成立上海办事处，指挥北方及长江流域的工会工作，李立三为组织部长、孙良惠为宣传部长、孙云鹏为经济部长、林育南为秘书部长。
1926年2月，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孙云鹏再次当选为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大会期间，孙云鹏与袁子贞引荐彭真拜访了李大钊和北方区委组织部长陈乔年、宣传部长赵世炎和区委党校校长罗亦农。同年5月，孙云鹏到广州参加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期间会见了苏联顾问加仑和鲍罗廷。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闭幕不久，全国总工会着手组织工人，随革命军北伐。就这样，孙云鹏参加了北伐军铁道大队，先后任秘书、队长、书记官等职。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孙云鹏离开队伍返回天津，后受党组织派遣，参加筹备郑州工会、天津恢复铁总等工作。1933年底，中共正太铁路工委书记毛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离开石家庄后，孙云鹏即与党失掉联系。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孙云鹏先后在山西铁路局、天津美亚织绸厂等工作。天津解放后，经时任石家庄市长毛铎介绍，孙云鹏回到石家庄铁路工会工作。
纵观孙云鹏的革命生涯，他是我国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近代产业工人代表，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按照党的指示建立和发展工会组织，团结教育引导工人群众，大力开展工人运动，为中国工人运动作出重要贡献。他曾说：“中国工人运动所以能够在短期间获得这样大的成绩，完全是由于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共产党员勇敢与牺牲的精神所得来的。”大革命失败后，由于主客观多种因素，孙云鹏逐渐退出革命洪流。1990年9月，彭真在谈起孙云鹏时说：“孙云鹏‘二七’罢工时，是正太路石家庄工会领袖。一九二五年在正太路和大兴纱厂抓工贼的斗争中表现是好的。从‘二七’到一九二五年的历史是清楚的，是好的。大革命失败后的情况，我不清楚。一个人大节上基本好即应肯定是好的。对历史问题，除原则问题外，宜粗不宜细。”（《彭真传》编写组著：《彭真年谱（1979─1997，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75页）
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侵权必究维权支持：河北冀能律师事务所
明辉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